张之骧：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第28期

编者按

11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和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共同举办的“陶湘国际金融讲堂”（第28期）在线上举行。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以“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他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角度进行讲解，深入分析了各个阶段的重点问题。展望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他指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完全不适应当前全球和金融事业发展的需要，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我们需要在认清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矛盾基础上做好应对措施。

以下为演讲全文：

01

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去

国际货币体系的过去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会议召开前的五个方案、特里芬难题、特别提款权的建立和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

第一个问题是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会议召开前的五个方案，分别是英国的凯恩斯的方案、美国的怀特方案、法国方案、加拿大方案以及威廉姆斯方案。

1. 英国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方案。1941年9月8日凯恩斯草拟出关于清算联盟的计划，到次年二月份经过4次修改之后在英国各个部长之间传阅，吸收不同的意见。该方案的核心是以英镑和美元为基础，创造一个国际货币，这个国际货币的名称为Bancor，其与黄金等价。英国和美国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创始国，其他国家的汇率都要随着Bancor进行调整。

2. 美国的怀特（Harry Dexter White）方案。怀特于1942年4月份完成初稿，最终定稿在1943年7月10日。怀特建议组建联合和联盟国家评准基金以及联合与联盟国家复兴开发银行，当时称作United Nations Stabilization Fund and a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其方案核心是设立国际通用的货币Unitas，其重量是以黄金为基础的，即1371/7盎司黄金当时值10美元，其他的货币都以它为基础。

3. 法国于1943年5月提出方案，提出建立国际清算所。

4. 加拿大方案。美国和加拿大官员于1943年5月讨论后，加拿大政府提出加拿大方案，作为怀特和凯恩斯方案的备用方案。第一稿于1943年6月3日发给了凯恩斯。1943年7月12日加拿大财政部向加拿大国会下议院提交了略加修改的版本。该方案提出建立国际汇兑联盟和使用国际货币单位。

5. 威廉姆斯（John H.Williams)方案。1936年12月28日威廉姆斯在美国统计协会（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和美国经济协会（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联合会发表论文，提出以“关键货币”方法处理国际货币组织问题。1943年7月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题为货币稳定: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The Currency Stabilization: The Keynes and White Plans)的文章.

布雷顿森林会议实际上是围绕凯恩斯和怀特之间的较量。怀特最后讲到谁的黄金多，谁制定规则。当时全球的货币黄金有3万多吨，美国有两万两千多吨，约为全球的85%。最终确定了35美元等于一盎司黄金的黄金美元的本位制。其它国家货币同美元挂钩，确定和美元汇率后要保持汇率稳定，汇率波动超过1%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报。

第二个问题是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1960年特里芬在耶鲁大学刊物发表题为Gold and Dollar Crisis,The Future of Convertibility的文章。特里芬在文章中分析称，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与美元价值稳定目标之间存在不可调合的矛盾。问题的实质是美国国力的衰退，无法保持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承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等国纷纷把美元顺差毫不迟疑地向美国兑换成黄金。特里芬在难题中提到，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就要保持经常帐户逆差，使其它国家增加外汇储备。甚至蒙代尔教授也曾提过，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要注意为了使别的国家持人民币为储备货币，造成中国经常帐户巨额逆差。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美国国力削弱，美元和黄金挂钩又成了致命因素。联合国贸发组织的一份统计材料称，1948年全球商品出口总额约为500亿美元，1971年该数字增加到3536亿美元。增长了约7倍。而全球货币黄金储备同期从30183吨增加到36575吨，仅为21%，客观上造成国际清偿手段的需求和供给的严重脱节。这成为我们研究美元与黄金脱钩的重要线索。

图1 国际清偿手段的需求与供给脱节

第三个问题是特别提款权的建立和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自1960年初，美元在金融市场上的汇率也逐渐超过35美元购一盎司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防止全球出现通货紧缩，执董会于1968年4月17日正式作出决议向理事会报告。理事会于1968年5月31日通过了该报告，并于1969年7月28日正式生效。客观地分析，这为美元同黄金脱钩做了充分准备。尼克松总统1971年8月15日宣布美国政府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美国不再承担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承诺。这标志了美元黄金本位制的终结，也标志着布雷顿体系的崩溃。

特别提款权于1970年至1972年在基金组织分配了第一期93亿特别提款权。第二期1973年至1977年轮空，没作分配。第三期1978年至1981年分配了121亿特别提款权。2009年8月28日第4期分配了1612亿特别提款权。在2009年9月9日向从未参加特别提款权的成员分配了215亿特别提款权。2021年基金组织为帮助成员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别分配了6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总计共向成员国分配了9670亿美元。根据基金组织的章程，特别提款权是按照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分配特别特款权的。中国分配到约500亿美元。从1944到1971年的这25年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对我们研究国际货币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图2 特别提款权分配

02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

在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现在时，首先关注到的是50多年的浮动汇率中，全球出现了近200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原因。基于经济基本面出现的问题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末出现的美元危机和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被称为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原因，发生在1982年至1997年的欧洲货币（ERM）危机，日本金融动荡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由于出现道德风险产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有198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巴西货币危机等。由于资产泡沫诱发的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引起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

这些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美元。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在1960年代就提出美国享受着过分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法国中央银行行长康德苏（Michel Camdessus）1987年卸任行长职务后，于当年任基金组织的总裁，2000年他从总裁一职退修。他提出，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剧烈的汇率波动和资本流动，而这两个剧烈波动源于流动性的动荡。美元凭借其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兴风作浪时而作出美元外流，时而美元流回美国，形成美元陷井，也被称为“新特里芬难题”。康德苏还谈到，美元资本短时间内以全球GDP的20%流入一个地区，短时间内又以18%的量流出该地区，造成该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1997年上半年，跨国银行对印尼，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融资184亿美元，但是到了1997年下半年撤走了203亿美元，1998年上半年撤走了469亿美元。当前2022年6到9月和11月美联储连续四次分别加息75基点，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推高至3.75至4%。欧元区和英国等随着也在加息。而且不少货币在贬值。英镑贬值8.2%，日元贬值9.6%，欧元7.3%，瑞士法郎5.3%，韩元10%等。

因此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必须要加强对美元流动性的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原主任辛格（Anoop Singh)在他的新作《亚洲和变化中的全球经济》（Asia and Changing Global Economy)中专门提到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要有效治理全球流动性。他提出要把全球流动性治理成全球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在出现不规则流动时基金组织起到维护国际金融安全的责任。他进一步强调特别提款权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为此，他提议大辐度增加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使基金组织有能力起到该作用。

其次需要关注中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始国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中国在基金组织排位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198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

概括地讲，在1980至1990年的10年中，中国两次使用了基金组织的资金。第一次是1981年，当时中国出现宏观经济失衡，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逆差扩大，中国使用了4.5亿特别提款权，约核6.5亿美元。第二次向基金组织借款是于1986年，款额为5.97725亿特别提款权，约核8.6亿美元，于1990年还清全部基金组织的贷款。

在1990年至2000年的10年中，中国同基金组织合作进行经济金融体制的深度改革。中国在海关统计、国际收支统计、外汇和外债管理等方面同国际标准保持了一致。在这10年里中国还为稳定国际金融形势作出了重要贡献。1996年中国完成了经常帐户可兑换，在基金组织中国由第14条款成员调为第8条款成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金融形势乃至全球金融形势起到重要作用。中国还通过基金组织的框架和双边渠道给泰国和其它国家提供了40多亿美元的援助。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国，20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2014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2010年中国在基金组织上升为第三大成员国。美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占比是17.46%，投票权为16.52%，日本的份额占6.48%，投票权为6.15%，中国的份额占6.41%，投票权为6.09%，德国的份额占比是5.6%，投票权是5.32%，法国和英国的份额占比都是4.24%，投票权都是4.03%。虽然这样的份额分配在2010年正式得到通过，但是由于美国国会2015年才通过为该决议拨款，该决议方得生效。

图3 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要时间线

03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

在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时，需要认识到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完全不适应当前全球和金融发展的需要。国际货币体系近80年来，记录了美国国力的下降，美元霸权的没落。怀特在同凯恩斯辩论中讲到，谁拥有黄金，谁制订规则。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说明美国没有制订规则的权力和能力了。但是美国凭借其霸权实力，采用新的以邻为壑的政治、经济和金融手段试图继续称霸世界。但事实是美国霸权在走向衰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成立一直是美国用以控制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工具。美国在基金组织拥有17%的份额和16%的投票权。因此美国控制着份额规模，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等权力。基金组织成立时需要以85%投票权通过的事项只有9项，但是第一次修正案是增加到23项，到了1973年期间的第二次修正案时增加到53项。这只能说明美国的日趋虚弱。最近的俄乌冲突，美国大发欧洲的横财但定将是失道寡助的后果。这种格局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要在认清国际货币体系目前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作好应对举措。

观点整理：王懿萱

本文监制：董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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